用整個宇宙換一隻烏龜？
But (as with the elephant and its turtles) in stories, it is narrative all the way down. Narratives become their own best evidence.(Scheppele:93)
不知道從何講起，過了一個禮拜記憶已經被許多瑣事給消磨殆盡，我望著筆記本裡的字句試圖找出些微的線索，我想起那一天走在新莊棒球場，谷小韋和我講解棒球的規則，如何判定好球？
當打者觸擊球成界外球時，判定為好球。無好球或一好球時，打者揮棒擊成界外球則判定為好球。擊出球觸及剛揮完棒但仍在打擊區內的打者或所執球棒時，判定為界外球。我問，那揮棒以後跑者如何界定這個球該不該接？接了以後面對的風險以及一些模糊的被投擲出去無法輕易分辨的球該如何界定？
沒有一定的答案。
柯南的經典名言是：真相只有一個，抽絲剝繭的在推理的過程中企圖找出線性的答案，除了找毛線團的頭外還有沒有更好的比喻？就像是你以為事情是這樣其實不然，費盡心思找出絕對的真理，但它其實有好多不同的說法，每個都是解答，看說故事（賦予詮釋）的人是誰，怎麼去進行詮釋？選擇詮釋內容的意義和目的為何。
就像故事中的不同版本，格林童話、令人戰慄的格林童話、不同版本的格林童話，更貼近一點的是對八卦流傳不同的隱藏訊息，每個人著重的點和接受到的刺激也都不一樣。
在模仿犯中我感覺到這樣的味道存在。
對於殺人事件的起源，這部小說最特別的是兇手的「無差別殺人法」，他殺人只是因為好玩，只是創作一齣與眾不同的戲碼，所有人都是觀眾，被害人用盡所有的生命被迫進行這場演出，兇手就是這齣戲的導演，戲碼/舞台在生活中上演。
似乎是諷刺了習慣性對悲慘事件的推論：他之所以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其實不能怪他，都是因為他小時候受過創傷的經驗，被母親的枕邊人性虐待，導致他必須透過暴力的方式產生滿足，導致他無法填滿內心的空虛，導致他對人無法信任…..。
若是在現代無疑會將這種無法歸類的犯罪診斷為精神耗弱，或是將犯罪的動機歸因為童年創傷，在過去可能被當成使用巫術邪靈而被火燒死。
替兇手更是替所有對無以名狀的未知感到恐懼的人們找出一個最合理的藉口，來解釋一切的一切都是欲加之罪，在事件中沒有加害者，有的只是無限輪迴的受害人。
又或者說，將這些無法得知何以殺人、無法理解和歸納的案例，收納為精神有問題的圈圈中，加以集中管理，便於控管。
中世紀被關起來的痲瘋病人、一直到現在仍然和精神病患、罪犯一同披掛瘋癲的標籤，接受世俗的污名，在文明世界的淨化過程中被隔絕開來，在社會區分的牢籠中走不出去，那麼Deleuze和Guattari就會說這是資本主義機器對精神分裂的殘害，其實他們才是社會中最富有創造力的人。
沒有在這裡面出現，或者嚴格來說，這並不是重點。
所以模仿犯中有不同說故事的人，浩美、和平、滋子、和明、義男、滋子、真一、桶口惠？以身體的實質感觸經驗事件，對滋子而言，出於某種利益上的選擇，以一個假裝中立的旁觀者企圖說出毫無感情的結論；對義男和真一而言，如何逃脫被害人家屬的懊悔和痛苦，要是我今天不怎樣做事情的結果就不會是這樣的莫名罪惡；對浩美和和平而言，觀看這些過程就是最有趣的故事；對桶口惠而言，只是想要辯駁父親的犯罪動機。每個人眼中看到的真實都不一樣，每個人眼中都存在自己的真實，而警察透過所得的證據就可以編出一套故事（突然想到佛洛伊德，編故事第一名）。不管選擇哪一種敘說的方式，都沒有辦法圓滿的解釋，重要的是，這種敘說態度吧！
Lawyers and trail judges generally receive no special training in the evaluation of evidence or in strategies for discerning truth and so they too much draw on socially situated, unremarkable methods for determining “what happened”.( Scheppele:92)
What to believe from evidence presented in a trail without specialized instruction. ( Scheppele:92)
滋子的故事是以一個我要證明我說的沒錯，我ㄧ開始就知道事件的走向，她的敘說是在證明自己的先知卓見，她是在建構而非尋找真實，因為現實上的需要，必須創造出一個真實以獲得認可，結尾的反轉無疑是最強烈的諷刺。
We see that the whole metaphor of “finding” rather than “constructing” the truth relies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ruth is “out there” to be located rather than constituted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social practices. This way of talking about truth shows how the “facticity” of a truth-claim must be presented as if it is compelled by the external-ness of its referent rather than compelled or allowed by the agreement on conventions of description. ( Scheppele:92)
我反省著當自己面對未知的恐懼時，也同樣不敢表現自己的無知，而企圖找出所有證據證明自己不可能會犯錯，在思考的過程，或是生活的細節中，無疑是致命的盲點。
This nay be because women have been found to be concerned with maintaining relationship, keeping them from breaking apart(Gilligan,1982)
另外對於建構真實的反省是，女性在受害的時候會變哭邊說出自己的故事，讓加害人知道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建立或維持關係，似乎就不會持續被傷害，女性不希望關係破滅，並把關係的維持當作自己的責任。這個在模仿犯中，對受害女性的描寫也相當深刻，自動說出和母親的回憶加以討好，不過性別的部份並沒有感受到明顯的差異（因為被害人幾乎都是女性的關係吧）。
果然過了一個禮拜已經忘記原本想要說的是什麼了，這種連結也是受到時間性的影響，可能只有我自己看得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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